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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舞一生—访著名鼓手音乐人王澜
2008-10-30    《乐器》    鼓手中国
鼓舞一生—访著名鼓手音乐人王澜

小时候的王澜在文艺方面很有天分,曾在少年宫学习画画。王澜的父母都是从事民族音乐工作的,由于家庭的熏陶,少年时期的王澜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也逐步初露端倪。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,王澜“结识”了改变其命运的摇滚乐,从那时起开始,王澜与打击乐器——鼓结下了不解之情缘!日后更是成为中国鼓手中的佼佼者!近日,本刊专门走访了鼓手王澜。


记者:你是怎样走上鼓手的道路的?
王澜:小时候我家住在“文艺大院”里,记得五年级的时候,我去一个朋友家玩,他给我听了一盘带子(那时候还没有光盘呢,都是从别人那里拷贝来的音乐磁带),是吉米亨德里克斯的音乐。那是我第一次听摇滚乐!要知道那个年代很少可以听到此类的音乐,所以当时我兴奋极了,对这种音乐形式非常感兴趣,尤其是里面的架子鼓演奏,感觉太牛了!后来回家以后,我就和我的家人说我想打鼓。因为父母都是从事民族音乐,应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阻力,但是父亲告诉我要循序渐进地学,不能一下就学架子鼓,先从民族鼓开始学起,把基础打好了。于是父母帮我找了两位民族乐团里颇有名气的打击乐老师来教我。开始的时候学习了京剧的板鼓、中国大鼓、排鼓以及花盆鼓等民族鼓,另外也学习了一些西洋军鼓等乐器。从13岁开始,学习了3年,为自己打下了基础。我记忆犹新的是,16岁那年,父亲花了 900元给我买了一套国产品牌的架子鼓,那应该是我的第一套鼓了。

记者:那么你的架子鼓又是和谁学的呢?你如何练习呢?
王澜:其实很多朋友都问过我同样的问题,我是跟谁学习的打架子鼓?说实话,就架子鼓而言,我真没怎么和别人学过。我父亲后来调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任团长,在团里给我找过一位打击乐老师,叫孟宪德,我曾去他那里看过他两次打鼓,可以说孟宪德老师曾经帮助过我。但是大部分的时间,我基本上是靠自学了。
我母亲在民族乐团有一间小琴房,空间很狭小,四周书柜很多,中间就够放一套架子鼓的地方。就在这里,每天我拿着一个声卡录音机,放着我喜欢的音乐,比如 Metallica、枪炮与玫瑰、平克佛洛伊德等乐队的歌曲,头天晚上就开始仔细听里面的鼓是怎么打的,然后第二天播放音乐,跟着音乐来练习打鼓。可能与我所听的音乐风格有关,我在脚上的练习比较多,特别是双贝斯底鼓的练习。那会儿我基本上是每天练习8个小时,从来都不间断。无论是基本功,还是跟着音乐练习都一样,可以说风雨无阻。其实并不是说我有多刻苦,主要是当时对这种乐器和音乐真的着迷了!所以我是全身心投入其中了。

记者:这么多年来,你参与了多支乐队,也和很多歌手、乐手合作过,可谓阅历丰富,谈谈你参与乐队的一些经历以及心得吧。
王澜:我18岁那年考入了全总文工团,在那里开始打架子鼓。不过那时候演的都是类似《我们工人有力量》这样的歌曲。记得我跟团去了新疆进行一个半月的演出。主要是给当地的工人、解放军驻军等做演出。这就是做摇滚乐之前的生活状况吧。
相信大家都知道,我参与的第一支乐队就是超载乐队。那年我19岁,在我之前,超载就已经组队,那会的鼓手是赵牧阳。后来他离开了乐队,高旗(超载乐队的主唱兼节奏吉他)就一直在找替代的鼓手。经朋友介绍,让我去试试。当时我太兴奋了,因为之前听过他们的作品,特别喜欢。有天中午,朋友带着高旗来看我打鼓,老高(高旗)看了之后也非常满意,于是就很顺利的加入了超载。
应该是在1996年吧,国外已经开始流行“grunge”(一种摇滚风格),比如像NARVANA等等乐队。很多国外重金属乐队也都开始改变风格,因为那会儿“grunge”太火了。就在同年,戴秦叫上我开始重新组建了原来散伙的瘦人乐队。我比较多的参与歌曲创作是在瘦人,因为在超载里,词曲创作主要是来自高旗,我们只是编曲。而在瘦人,我开始有了参与创作歌曲的欲望。95年左右我就开始自己尝试弹吉他、写歌。在《瘦人1》专辑里面,像《瘦人》、《离婚》等歌曲都是由我来参与创作的。后来发现这种合作方式能让自己对音乐的理解更深。第一次参与瘦人演出在NASA,当时没有太多的“grunge”乐队,所以反响特别好。
对于摇滚乐而言,在这两个乐队待的时间是最长的,我很大一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也是投入在这两支乐队上。要说参与的乐队呢,还要提下,1998年左右,“中国火魔岩”签了周韧。他找到我,拿着录的小样(当然那时候的小样非常简单了,就是一把吉他然后唱)。后来我们就一起编曲,之后发现这种音乐已经完全不是个人的了,更像是乐队化的东西。在出专辑时,封面也是写成——周韧&红烧肉乐队。
  1994年的时候,有一场中国摇滚的演出,在香港红勘。那时窦唯找我为他打鼓,在和窦唯合作时,他给我听的一些音乐形式就和在超载时完全不一样。比如像U2等乐队的风格吧,当我听了以后,也觉得特别好听。那会我就觉得,为什么打鼓非要一个劲的往前冲呢?为什么不能收回来呢?从这些音乐里面,我找到了一些新的养分,对音乐也有了新的理解。后来我和老崔(崔健)也合作了一年,他的专辑《无能的力量》里有两首歌曲是我帮他录的。
  老崔又给我带来了新的音乐风格——funk、布鲁斯等等。其实我感觉这么多风格的音乐都很好,各有各的感觉。他们给予我的都是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,对于我而言,只要我把心打开了,应该去接受、去尝试不同风格的音乐。
  我合作过这么多乐队、音乐人,其实对我自己也是特别大的帮助,刚开始做摇滚音乐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就像块儿白纸,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记得第一次进棚录音,那是高旗给一部电影《头发乱了》写的歌。回想起来,觉得那时候太糗了(笑),力度一会大一会小,不过最后总算录下来了。排练时也是,开始的时候光注重 “冲”了,而没有注意“收”。通过自我打击以及外界给我的打击,我逐步明白打鼓是为什么在打?并不是一味的炫技,当然你的确应该表现出自我,但玩摇滚或做音乐,最终的目的不是让你去炫耀自己,而是要去更完美地融入到音乐当中。这种想法我延用至今。如果单纯地去体现你有多猛,多有劲,能打多少花哨技巧,那你不如去演杂技更好,所以还是应该多想如何让鼓在音乐里呈现它最好的一面。
打鼓打到现在,对我来说,其实音乐比鼓更重要!因为不论你打鼓也好,弹吉他也好,你最终的目的不是去“杂耍”,而是要做音乐。包括我的学生,他们也许在我这里学习,鼓的技巧等方面也许不是最棒的,但对于掌控音乐的能力应该是优秀的。所以现在我的教学宗旨就是实用。我在这里也想奉劝那些想把“双贝斯”踩得飞快的朋友说一句:“你演奏得快也好慢也好,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技巧该怎么去用。”
  艳乐队大家也都很熟悉了,今年我们会发张EP,第三张专辑要等到明年吧。
  2005年开始,我还做了一个自己的打击乐队,叫做“澜办得”。这是完全属于我个人的一个乐队,所有的音乐、配器都是我来创作。乐队配置方面除了我的鼓,还有打击乐、民族鼓,成员来自我的两个学生。从今年开始,“澜办得”也逐步走向商业化道路,以嘉宾的形式,参与了一些大型发布会的演出。“澜办得”可以说既商业,又有浓郁的打击乐特色,作为鼓手来说,我双向满足。

记者:还有人总爱找客观原因,说电鼓的触感没有真鼓好等等问题,你对此怎么看?
王澜:其实正因为有差异,才能够体现二者各自的特点。电鼓在接触上和在真鼓上打击确实存在差别,但我认为作为鼓手,不要给自己找借口。就算没有电子鼓,你是不是也得从哑鼓开始练习呢?你打哑鼓和打真鼓是不是还是存在区别?你这么一想,其实电鼓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还可以作为哑鼓帮你练习呢。所以说,还是用心去想怎么让二者结合,更好地为自己服务才真有意义。

记者:简单说说今后的发展方向吧。
王澜:我现在是一边做音乐人,去创作、演出、录音;一边是“王老师”,从事教学工作。当然我知道,再过若干年以后,我的事业重心应该更多的投向“王老师” 这边吧。目前,我希望我在音乐方面继续发展,我的打击乐队“澜办得”继续运作,我的鼓教室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为音乐服务的人才。当然,我也在着手准备出一些自己编的教材以及视频教学。

记者:用一句话来描述一下自己的内心独白。
王澜:总的来说,音乐会伴我一生!

本刊记者/满源 黄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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